平均主义还是雇佣模式——乐队与主唱的利益分配

2013年01月31日

【他，崔健】“一种是平均主义，一种是崔健模式”

——崔健恩怨篇

1991年夏，崔健与乐队聚餐。之前一年“亚运巡演”，乐队每天都面临“谁出饭钱”的问题。商业利益使昔日好友日渐分道扬镳。现在，他们的共识是“这是那个时代的原因”。 

早期，崔健和乐队成员采取那时候摇滚圈通用的“平分收益”的方法，可现实是，主唱是乐队灵魂，乐手并非不可取代。中国摇滚的平均主义难以为继时，崔健率先提出了“雇佣制”的方法，而问题也随之暴露。

赵健伟和崔健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来往了。

偶尔在一次聚会上他们碰过面，彼此都有点尴尬。尽管赵健伟和妻子正是通过崔健的演唱会认识的。1992年11月25日，赵健伟被崔健告上法庭并最终落败，原因是他写的一本书《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中国摇滚备忘录》。法院认定，此书未经许可使用大量崔健的照片，侵犯了他的肖像权。

在该书中，赵以崔健团队曾经的工作人员和一个艺术评论家的身份，描摹出崔健从童年到成名后的诸多经历，并以狂狷不羁的文字，对摇滚乐的源流、现状及前景做了大篇幅阐述。

整本书对崔健充满赞誉之词。包括王晓京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崔健不该打这场官司。还有人猜，崔健之所以提起诉讼，是因为该书在使用的崔健照片下加以一些痞气十足的图片说明，如“×你大爷”。

“我看出了这本书里的虚伪……我不在乎他夸我有多少。”1993年初，崔健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会努力打赢这场官司。“如果我最后打输了，人们也会知道，这本书不是我喜欢的，不是我要说出来的话……你没有权利硬把我安成一个西方摇滚乐在中国的影子。”另外一个原因是：“你要是我的朋友，怎么写完东西不告诉我？”

崔健确实跟赵健伟打过招呼，要先看一下书稿。但赵健伟没给。原因是：不想让崔健的意见影响到他想要写的内容。“如果崔健说：不许出，或者说你要怎么改，那我就被动了。”

时隔几十年，赵健伟认为，崔健怒而起诉的真正动机，是他在书中提了崔健和各色人等的矛盾冲突。其中，最大的冲突就在于他和乐手的冲突。

搞平均主义，可饭钱谁出都是个问题

录完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ADO乐队成员因出国等原因一时纷纷离开，崔健自己组建了第二支乐队。

来自日本的吉他手甘利匡辅是毛遂自荐，其他都是崔健找来的当时国内一流乐手：贝司手刘君利、鼓手马禾、键盘手王勇。他们在一家饭店合影的照片，就印在《解决》磁带的封底上。

崔健乐队早期这样分配演出的收入：平均分成几份，每个乐手和作为经纪人的王晓京各拿一份，主唱兼节奏吉他手崔健拿两份。“他累一点儿嘛。”

这是中国摇滚人在早期自然形成的平均主义。他们单纯、热忱，没有更多地考虑商业利益。早期的音乐也很稚嫩，没有一个强势的人能够承担所有歌曲各种乐器的编曲工作，需要乐队成员在排练时相互启发。

然而，这种模式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主唱往往是乐队的灵魂，主要商业价值的创造者。而大多数乐手是容易被取代的。从资本的逐利本性出发，与乐队所有成员都签商业合约的成本显然不能承受。当音乐开始产生商业利益时，中国摇滚乐的平均主义立即难以为继。

“有些主唱不同意，非要跟乐队一起签，结果没签成；有些人同意了，乐手们一听就走了，乐队散了。”与崔健合作5年的刘君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摇滚乐进入商业化阶段，的确回避不了这些问题，有些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的好办法。

另外，主唱往往也是词曲的主要创作人。这样，在支付词曲版税时平分，就意味着对创作人利益的侵犯。尤其是高额的海外版税，往往是一笔无法忽视的巨大数额。

“七合板”乐队时期尚没有产生多少利益，但这一问题已经凸显。杨乐强记得，当初录他们那盘磁带时，就看得出一些成员对报酬平分的方式不太乐意，“人总是有私心的，不用藏着掖着。”

亚运巡演——这一崔健最早的巡回演出期间，乐队成员每吃一顿饭都要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谁出饭钱？是经纪人王晓京，还是演出团团长路建康，或者是崔健本人？每个人都不好意思提，也不习惯AA制。直到巡演结束，这一问题也没能解决。

改为雇佣制，可有人不高兴了

于是，崔健在摇滚圈内率先提出了一种方法：雇佣制。他作为乐队的核心、主唱和词曲作者，按照排练、演出等具体工作支付乐队成员一定报酬，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平分。这催生了1990年代早期北京摇滚圈里的一句话：合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平等合作，一种是崔健的方式”。

崔健是中国摇滚圈最早推行雇佣制的音乐人之一。

1991年对崔健而言意味着事业的一个新节点。他的第二张专辑《解决》出版，引来不少批评——从此，他走入了一个循环：每出一张新专辑，都会引来比前一次更高的批评声浪；过一段时间，这张专辑的价值会被重新发现并认可，只是这段时间会越来越长，他出新专辑的速度也越来越慢。

《解决》出版不久，鼓手马禾和键盘手王勇离开了崔健。王晓京在一次聚会上见到他们，发现两人都剃了个光头。“跟崔健分了，重新做人。”其中一人说。王晓京不知道是否玩笑。

“马禾那个人，你把他当哥们，他就把你当哥们。”曹平的弟弟、与马禾共同组建过“呼吸”乐队的曹军说，“那个年代的人接受不了这个。”

曹平则评价：这恰恰是中国摇滚乐没有职业化的表现。

马禾本人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这都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没什么好说的。我跟崔健也这么多年一直没联系过了。”他表示，自己其实并非接受不了雇佣制，但具体原因不想说。

他的一名朋友透露，马禾亲口告诉过他，离开崔健一是因为音乐上的原因：“演出给多少钱，让你怎么打（鼓）就怎么打，个人积极性和创作（没了），等于是我为你服务。他（马禾）接受不了这个。”另外，“大家都去演出，最后我们拿这么点，你拿那么多，谁愿意搞谁搞”。

于是，崔健重新组建了乐队。ADO乐队的艾迪、刘元、张永光先后重新担任主音吉他手、管乐手和鼓手。接替王勇担任键盘手的是成名已久的臧天朔。梁卫平说，臧天朔很聪明，其实是在“偷艺”，学习崔健的演出排练过程和运作模式。

与此同时，崔健在家苦练各种乐器，以越来越多地承担编曲、制作工作。“那时他的歌已经成型了，我们基本上只需要编自己演出时的SOLO。”刘君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杨乐强觉得，雇佣制是市场化行为，无所谓不公平。1990年代他为崔健的演出担任客座乐手时，就是明码标价。崔健的公司来人和他谈：排练一次多少钱，演出一场多少钱……以签署合同的方式规定下来。“你可以不签，对吗？签了以后不要再说这个话了。”

现在，雇佣制已经是中国摇滚圈的主流合作模式，被评价为最稳定、管理也最方便的模式。而那些坚持平分收益，吃“大锅饭”的乐队，几乎都在出完一张专辑后分崩离析，或是变为“主唱与乐队”形式。

《解决》尚在录制时，为崔健早期发展做出不少贡献的经纪人王晓京也与崔健分道扬镳。

他说，两人的裂痕产生于一次合作的失败：EMI公司想要为崔健出版1989年他第一场演唱会的现场视频专辑，版权费可达百万港币。但崔健对视频拍摄和剪切的效果不满意，觉得“这是把我当作一个流行歌星来拍”，拒绝合作。直接原因则是崔健怀疑王晓京“动机不纯”，企图拿他谋利。两人吵起来，王晓京气得浑身哆嗦：“其实我比你有钱多了！”

从乐手、经纪人再到词曲作者，崔健与许多音乐界人士的恩怨是非，主要集中在他成名初期的几年。这既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又是说不清谁对谁错的罗生门。今天，已没有人对此耿耿于怀；但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音乐界观察者都或深或浅地表示出一种共识：这是那个时代的原因，不是哪个人的问题。

曾经调处过崔健、王晓京及许多摇滚人矛盾的梁和平分析说：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商品经济阶段，还不懂得“先小人，后君子”，更没有把一切都用经济利益量化的市场规则。相反，我们接受的文化传统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往往因为正常的利益分配伤害感情。

今天的王晓京和崔健是联系不多的朋友。2008年初，崔健给他发了短信，邀他去看自己的演唱会，“你不会失望的”。他去了，还送给崔健一瓶酒做礼物。不过，没让崔健赠票，而是自己掏钱购买。

2011年7月23日，崔健在济南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当地一家媒体在采访时对他说：我们与赵健伟取得了联系，在这里替他向你问声好。

崔健回以两个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