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摇滚那十年：也许永远回不来了

2013年02月20日

崔健

　　1990年，当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第一次看着老崔蒙着双眼唱着《一块红布》时，他抱着柱子失声痛哭。他本以为，这个民族可能会掉在原来软绵绵、年轻人没有自主性的文化里头的时候，突然在北京，在一无所有的环境里，年轻人在做这件事。

　　此后10年，成了张培仁口中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十年，这是崔健、窦唯、何勇、张楚等一批人的年代。然而，在火了3年之后，这拨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了，中国摇滚乐从一无所有，到冷暖自知，再到悲伤的梦，似乎快进了它的轮回。2008年，当盛志民拿着摄像机重新找到了这拨人，拍了纪录片《再见，乌托邦》，摇滚果儿们才明白，那拨人也许永远回不来了。

　　时隔两年的2012年岁末，盛志民带着《再见，乌托邦》再次抵沪，影片作为万语清影举办的纪录片年终放映，12月23日在创智天地放映，现场挤满了人。观众中一半以上是冲着摇滚乐来的，而放映次日崔健便在上海开唱。

　　记录那场难以复制的集体回忆很有必要

　　上海寒潮的这几天，盛志民上台的第一句话是：“上海真冷。”客气的观众回应说：“这么多年了，看到当年这些画面，虽然天冷，心里还是热的。”不客气的观众也会说：“这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摇滚乐纪录片，摇滚主义的热血画面集体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失落、失语、反省、商业文化、产业、互联网经济、全球化等关键词，社会价值已随社会发展变迁，理想主义已逝，摇滚年代不再。”

　　显然，《再见，乌托邦》中文片名名不副实。那拨人的当年，只言片语，那拨人的现在，更多踌躇不前，不敢触碰。不见理想国，何勇嘴里的“没钱怎么活啊”甚至让观众发笑。盛志民承认，自己更喜欢英译名——《Night of an Era》，翻译过来就是《时代的晚上》。

　　那个时代虽已落幕，但盛志民认为，记录那场难以复制的集体回忆，这是很有必要的，但一定要时过境迁之后，再重新来看，才能看出它的价值。

　　《再见，乌托邦》用了三条线讲述了那个时代的那拨人。去世的吴珂，曾经的“做梦”乐队的吉他手，是那个漂亮吉他男孩，飞机头，浓眼线，连张楚都嫉妒地说：“当年唯一的日系风格，很洋气。”1996年前后，他神秘消失了。盛志民希望通过寻找吴珂，为那些摇滚乐中的无名者立碑。

　　影片另一条线是“魔岩三杰”。何勇长期服药，精神状况不稳定，时不时仍需要入院就医，前一年他总共只有3场演出，他想找滚石要点钱；张楚从1997年出版《造飞机的工厂》之后自闭8年，这几年渐渐恢复，觉得自然而然是最好的；窦唯不接受访问，他只给了盛志民他的影像和音乐，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下不适合用任何语言阐述自己的态度和认识。

　　该片第三条线是在何勇录音棚打工的男孩小畅，和当年那拨人一样十六七岁的年纪。面对镜头，他已经完全可以把商业环境讲得头头是道，他的理想是能够学习到他们的精神，做更主流的东西。

　　不想把话说明白也说不明白

　　除“魔岩三杰”外，崔健、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电台DJ张有待分别从音乐人、制作人、媒体人的视角，谈论对中国摇滚乐和那个时代的看法。“我不想把话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我只想拍变化。”盛志民强调说。

　　“2008年，年近40岁，经历一些事情和变化，而且当时何勇出了状况，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觉得应该去拍，这其实也是梳理一下自己，自己是怎么从一个摇滚青年走过来的，看这帮朋友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盛志民这样介绍自己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

　　当年，盛志民和何勇、张楚、窦唯都是很好的哥们，自己也是从摇滚乐开始走上所谓的艺术创作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资源不平等，不能共享，首都北京是唯一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不一样的东西的地儿，对于盛志民他们来说，不管听的是Beatles还是Bon Jovi，20岁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撒了欢儿了。

　　“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的，那时候不像互联网时代资源共享，这拨人可能更快地对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重新要改变你的生活，当你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道路可能就延伸到另一头去了，我原来是学建筑的，于是就迅速抛开了长辈给我安排的生活，一定要过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盛志民说。

　　北京著名电台DJ张有待见证了这拨人的成长，他在片中说：“这些人都是很自然出现的，他们就是自然组合，自然状态。如果他自然生长，自然消失，都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强制性地出现一个外力，把他推向一个机制，在体制又没办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就改变了他正常的发展和生长。”

　　吴珂的消失像那个年代的倒塌一样成谜

　　“当然，摇滚的圈子里死了很多人。知名的有张炬(唐朝乐队创始人之一，于1995年5月11日遇车祸去世)，不知名的还有很多，吴珂是不知名的，但是他很闪光，很有女孩缘。”直到现在，盛志民和他的朋友们提起吴珂，情绪上还是难以名状。关于他的下落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还活着。

　　吴珂的父亲曾是中国录音总公司的音乐编辑，崔健《一无所有》的磁带就是其负责出版的。吴珂耳濡目染，1989年夏，16岁的吴珂在八王坟哭着恳求父亲，要搞摇滚乐。父亲答应了，给他找了吉他老师，最后因为吸毒，吴珂还是走了。吴珂的父亲在采访中自责地说：“还是我害了他”，吴珂母亲至今还记得那个日子——1996年9月7日，“24岁，本命年，还差几个月。”这一天，她从自己的录像店回到家，儿子已经吞服了过量的镇静剂“曲马多”。

　　影片之所以用“寻找吴珂”作为一个起点，盛志民解释说，吴珂当时是个谜，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所以想深入去了解。于是辗转找到了他的父母，说服他们说出了当年的情况。吴珂跟张炬不一样，张炬去世，是中国摇滚史上一个重要的印记，而吴珂却没人知道，他也代表了很多摇滚乐的无名者。其实那个年代，吴珂在摇滚圈里很是个人物，他很出挑，很有才华，所以在这部片里，他不该被忘记。

　　吴珂是怎么消失的，就像那个年代如何轰然倒塌的原因一样，很少有乐手能说清楚。何勇和张楚都认为，没人懂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弄，完全是懵的。

　　“那时候谁知道唱片业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只有你进来了才知道那里头的沟沟坎坎。这是个过程，也得有点牺牲。”吴珂的朋友、乐手马培说，“小珂是这样的牺牲吗？不知道。”

　　“当年最牛的是搞摇滚乐的，然后是搞电影的，最后才是画画的，现在整个倒了过来。”马培说，“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受理想主义教育的，艺术肯定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上的，当理想主义没有了的时候，那艺术他妈的就没有了。”

　　摇滚乐的审美根本不被接受

　　在那拨人中，现在只有崔健还有举办个唱的号召力。2008年秋，崔健在北京工体的演出，现场变成了怀旧歌曲大联唱。之后，他频频出现在各大音乐节和拼盘演出中，人们都说崔健变了。

　　可盛志民却并不这样认为：“崔健没变，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虽然他的新歌里他要说的话，已经没有人要听，但他搞真唱运动就是是拐着弯地说自己想说的话。”

　　这位“中国摇滚乐教父”在片中愤愤地说：“说白了，在中国，摇滚乐的审美根本就不被接受，批判在中国的历史里边就不是美。”崔健说，“这是几百亿中国人——不是一代人——的文化思维方式。”

　　而曾经带着这拨人征服香港红磡的张培仁感叹，他们在过去有很多压抑的情绪，在爆发时没有虚佞的商业主义阻挡。上世纪90年代的精神没有延续下去，“很可惜，那是中国人绝无仅有的历史上理想主义十年。”

　　何勇是片中镜头最多的，他不再是那个穿着海魂衫在台上大喊“姑娘漂亮”的年轻小伙，他也演出，但一年也就三场，他还唱“姑娘漂亮”，但已经喊不动了，因为他变成了发福的中年怪叔叔。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片中张有待和何勇吃饭时的一段谈话显然有着更强的说服力。

　　何勇：有Landy(张培仁)的消息吗？

　　张有待：没有。怎么了？你想见他？

　　何勇：我想通过他，让他跟滚石要点钱啊。这么多年唱片一直卖着，彩铃这个那个的，十多年了一分钱没给过。

　　张有待：你们当时签的合同里有彩铃这一项么？

　　……

　　何勇：我其实现在最想在云南大理、或者北京郊区、青岛海边……有个小院，养只狗，看看书。我不是说永远过这样的生活，只是想现在过过这样的日子……

　　张有待：(笑)现在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是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最终是养狗？

　　何勇：养狗，但是你想这样的话，除非我把现在的房子租出去，否则我根本没有钱……你知道也花不了多少钱……

　　张有待：你这是废话，你说的这种生活方式，你去问马路上每一个人，几乎每个人都会说我想这样，我想找一个海边，养条狗……这么过日子，你这也太小资了。

　　何勇：……我其实就是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我心里的东西没准儿能出来。

　　张有待：那样就更出不来了。

　　无论出现或毁灭是自然规律

　　《再见，乌托邦》素材有130多个小时，最后剪成了90分钟。“我拍了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它又和摇滚乐没了关系，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的生命、精神、肉体、理想，也在这些年中逐渐被消解掉。”

　　当年的“魔岩三杰”对这部片子有着不同程度的回避。何勇根本没看这片子，盛志民说，“他看了也许会生气”。张楚只看了自己的那部分。窦唯只看了张培仁采访的那部分，而片中他的那部分都是由他自己拍摄提供给盛志民的。“虽然他不接受采访，但他给了我他的影像和音乐，这也是他的态度。”盛志民说。

　　再次看过影片，盛志民告诉早报记者，“两年前，我还认为1980年代是无法替代的，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无论它出现或是毁灭，这个是自然规律。”

　　记者追问“是否相信会有下一个轮回”，盛志民连连点头。

　　影片最终在一群农村青年齐声高唱Beyond的《真的爱你》的歌声中结束。而那些昨晚在崔健的小号声响起时热泪盈眶的“摇滚果儿们”，他们心中的十年，也许还是无法替代，而所有与之相关的词：生命、理想、精神、肉身……

　　想必，不思量，自难忘